基于比較優勢和幼稚產業保護理論的區域視角:淺析中部地區城鎮工業化的新發展及啟示

2019-07-03 02:24:50 現代管理科學2019年5期

摘要:經改革開放40年的發展與積累,中國進入產業升級與轉移階段。在此趨勢下,中國產業集中的東部地區開啟產業轉移之路,這為中部地區城鎮工業化的發展提供了新機遇。本文借用國際貿易理論中的比較優勢和幼稚產業保護理論,從國家視角轉為區域視角,分析中部地區利用承接產業轉移的機會發展城鎮工業化所具有的比較優勢以及離不開政府扶持的緣由。最后得出啟示,中部地區城鎮工業化的發展需要平衡好有為政府和有效市場的作用,在承接產業轉移的基礎上積極促進形成本地化產業集群和企業集群,最終實現城鄉融合發展,縮小與東部地區的差距。

關鍵詞:比較優勢;幼稚產業保護;城鎮工業化;有為政府;有效市場

一、 引言

改革開放后,中國抓住世界發達國家和地區轉移中低端產業的時機,大力發展以港口城市為依托的外向型出口經濟,創造了經濟發展奇跡,同時也出現大量資源、人才、資金、技術向東部地區聚集。1980年代珠三角城市群,1990年代長三角城市群,2000年后京津冀城市群都呈現此特征。在經濟快速發展過程中,逐漸形成中國東、中、西部區域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格局,這也引起越來越多人質疑“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然后先富帶后富,最終實現共同富裕”的目標能否實現,影響了社會人心團結與國家長治久安。

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后,全球市場有效需求下降,中國出口貿易受到影響。于是,中國轉向擴大內需消化過剩產能,并開啟以東部地區為主的產業升級和產業轉移之路,對外向東南亞和非洲轉移,對內向中西部轉移,以期開拓新資源和市場,獲得持續發展。這為中部地區城鎮工業化迎來新發展機遇,自身的潛在優勢逐漸顯現。此外,2016年國務院審議通過《促進中部地區崛起規劃(2016至2025年)》和2019年國家發展改革委發布《2019年新型城鎮化建設重點任務》,從頂層設計層面為中部地區城鎮工業化的發展提供了政策支持和指導,有利于政府科學制定產業政策,推動城鎮工業化發展,幫助農民工就地就業,實現城鄉融合發展;也有利于市場經濟發展,誕生一批有自生能力的本地化企業群,為縮小與東部的差距奠定基礎。

因此,本文借鑒國際貿易理論中的比較優勢理論和幼稚產業保護理論,從國家視角轉為區域視角,分析中部地區城鎮工業化的比較優勢和產業保護緣由,提出發揮有為政府和有效市場的雙重作用,積極發展城鎮工業化,培養本地化產業集群和企業集群,最終實現城鄉融合發展,縮小與東部地區的差距。

二、 比較優勢和幼稚產業保護理論的區域視角分析

從國家視角,比較優勢理論和幼稚產業保護理論為市場經濟和政府干預經濟提供了實踐性的理論指導。基于區域視角,這對中部地方政府發展城鎮工業化同樣有啟發意義。

1. 比較優勢理論簡述。1776年古典經濟學家亞當·斯密提出絕對優勢理論,即一國出口有絕對生產成本優勢的產品,進口有絕對生產成本劣勢的產品。1817年大衛·李嘉圖在此基礎上提出比較優勢理論,即一國根據“兩利相權取其重,兩弊相權取其輕”的原則,生產出口有相對成本優勢的產品,進口有相對成本劣勢的產品(大衛·李嘉圖,2008)。之后,赫克歇爾-俄林提出要素稟賦理論,與絕對優勢和比較優勢理論同屬于靜態比較優勢理論范疇。而小島清的邊際產業理論、筱原三代的動態比較優勢理論、赤松要的雁行形態比較優勢理論、巴拉薩的階梯比較優勢理論、克魯格曼的新貿易理論等屬于動態比較優勢理論范疇。

中國經濟學家中以林毅夫(2003)為代表提出“比較優勢戰略理論”,認為一國根據自然資源、勞動力和資本存量等要素稟賦結構決定的比較優勢資源選擇匹配的產業政策,但不能盲目實行趕超戰略或者保護不具備比較優勢的產業。二戰后的日本和“亞洲四小龍”,政府積極作為,讓比較優勢資源真正發揮出比較優勢,成功躋身發達經濟體行列。

2. 幼稚產業保護理論簡述。幼稚產業保護理論指政府對影響國家安全和就業的具有潛在比較優勢的但尚不足與外國平等競爭的產業進行保護和扶持,待發展壯大后再逐漸退出。該理論雛形最早由18世紀重商主義后期的美國第一任財政部長亞歷山大·漢密爾頓提出,促進了當時美國汽車工業的發展。而對該理論進行系統梳理的是德國經濟學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1841年他發表著作反對無條件的自由國際貿易,主張政府對本國關鍵產業加強干預,在幼稚時期利用關稅和非關稅壁壘(包括補貼、進口許可、出口限制等)進行適當保護(弗里德里希·李斯特,1961)。這一理論為德國建立統一經濟市場和實現工業化作出巨大貢獻,也影響了20世紀日本工業化的發展。

之后,經濟學家約翰·穆勒、巴斯塔布爾、小島清、凱恩斯、孟路賴斯庫進一步論證了貿易保護的合理性、手段、標準及動態調整。但政府對幼稚產業保護的目的是為未來平等自由競爭創造條件,而不是盲目保護,導致權力尋租,不思進取,最終喪失發展活力。

3. 從國家視角到區域視角。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發展成就顯著,2018年底GDP已過90萬億元,超過美國指日可待,其發展路徑無不遵從了比較優勢和和幼稚產業保護理論的要求。政府努力完善配套基礎設施,降低交易成本,利用廉價勞動力和市場潛力吸引外資,發展出口導向型的勞動密集型產業,保護關鍵的弱勢產業,并根據要素稟賦結構的變化相應調整產業政策,鼓勵技術創新,促使主導產業從勞動密集型逐漸向資本、技術和知識密集型過渡,逐步由“中國制造”轉向“中國創造”。這是一個動態發展過程。比如,為保護汽車產業不被外資全面擊垮,1994年國家征收高達近200%的進口關稅,然后逐年降低,2005年汽車統一關稅已降至30%。同時積極合資辦廠,尋求雙贏。雖然中國汽車至今難獨立與外資品牌競爭,但技術和管理經驗已極大提升,此外,新能源汽車提供了新的趕超機遇。

國與國存在競爭,區域之間同樣存在競爭,其背后都是產業和企業的競爭。基于區域視角,比較優勢和幼稚產業保護理論對中部地區在承接產業轉移中發展城鎮工業化有重要的實踐性理論指導和啟發。中部六省資源稟賦結構相似,競爭激烈,地方政府誰先發展本地化的產業集群和企業集群,誰將先獲得縮小與東部地區差距的先機。

三、 中部地區城鎮工業化發展的比較優勢

近些年,東部沿海地區的紡織服裝、食品加工、有色金屬冶、建材水泥等行業紛紛向中部轉移。地方政府順勢而為,利用本地優勢資源,以工業園區方式推動城鎮工業化發展。深入分析,中部地區在勞動力成本、運輸成本、土地廠房租金、能源資源等方面有相對比較優勢。

1. 勞動力成本低。2018年5月,國家統計局發布,2017年東部地區全部規模以上企業員工年平均工資為67 558元,中部、西部和東北三個地區分別為50 760元、56 155元、54 028元,中部地區處于最低。對于小企業,中部的年平均工資也遠低于東部。然而,從純收入角度,工人在家鄉打工的純收入可能高于在外地東部的收入。比如,一個湖南人在廣東打工,每月工資6 000元,除去房租、生活費、人情交往等支出,每月可能最多剩3 000元。如果在家鄉附近打工,每月工資4 000元,吃住在家且兼顧農田菜園,除了水電交通費,至少可剩3 000元以上。同時,一家人在一起其樂融融,既照顧了老人小孩,也降低了孩子從小缺愛而可能走彎路的風險。此外,返鄉農民工在沿海工廠受過職業訓練,勞動效率也相對高。

2. 運輸成本低。發展外貿出口,中部地區運輸成本遠高于臨近海港的東部地區,據測算,沿海物流成本低于中部地區的一半(劉友金等,2011)。但是,對于日益增加的內需市場,在同等運輸規模下,中部地區低成本物流優勢將凸顯出來。中部六省地處內陸腹地,北與京津冀接壤,南與珠三角接壤,東與長三角接壤,西與成渝陜晉接壤,聯通四面,輻射八方。其京廣、京九鐵路線縱貫南北,成為全國貨物人流運輸中轉區域。比如,以武漢為中心,1200公里范圍內,涵蓋全國70%的大中城市。對于輕工業品,特別是生活用品,運輸頻繁。一旦中部同類產品有了規模,內需型物流成本將遠低于東部地區。

3. 土地和廠房租金成本低。東部沿海地區土地價格和廠房租金不斷上漲,而中部城鎮有大量建設用地指標未被有效利用,土地和廠房成本相對低。自2006年國家啟動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以來,農村基礎設施普遍改善,實現"五通一平",通水、通電、通訊、通郵、通網和道路平整。這使地理位置優越或者有特殊資源的農村也成為產業轉移或者創業的理想之地。筆者2016年在安徽調研,蘇南一家汽車配件廠,產品主要面向中部市場,三年前將部分生產線轉移到安慶市農村,其廠房年租金只有6萬元左右,是蘇南同樣規模廠房租金的十分之一。此外,一些地方政府還提供一定年限的免租減稅項目作為創稅獎勵。

4. 能源資源豐富。中部地區有豐富的水、電力、煤炭等資源支持工業的發展,多數地區工業用電用水價格較沿海地區便宜(劉友金等,2011)。湖北、湖南、江西每年降雨量充沛,河湖廣布,地上地下水資源儲備豐富。湖北三峽大型發電站提供了電力保障。山西河南煤炭儲量豐富,提供了重要的工業原料和燃料。江西的銅、重稀土、伴生金等礦產儲量全國第一(劉友金等,2011)。豐富的能源資源使得中部地區除了承接勞動密集型產業外,還可以承接資源密集型產業。

四、 中部地區城鎮工業化發展中產業保護的緣由

中部地區在發展城鎮工業化過程中面臨本地、東部同類企業的激烈競爭。多地同時發展某個產業,最終競爭力強者發展成產業集群。當企業自身不夠強大時,則隨時面臨被替代之風險,比如資金技術短缺、品牌與市場渠道缺乏、產業集群薄弱等,這些因素影響了當地產業能否競爭勝出,政府需要給予前期的保護和支持。

1. 資金技術短缺。東部地區的企業經過多年發展已有相當規模資金技術積累,且有相對完善的金融市場,資金流通和融資效率高。在產品市場需求擴張期,東部的企業能迅速籌集資金,更新生產線設備,擴大生產規模,降低生產成本,利于搶占市場先機,擴大市場份額。而中部地區的本地企業資金規模有限,金融市場相對混亂,融資效率和成本高。同時,大量優秀技術人員集中在東部,一些來自中部地區的技術工人,隨著城市化和戶籍政策放開,選擇永久定居東部。因此,政府有針對性的金融支持和技術人才引進利于彌補企業前期發展的劣勢。

2. 品牌與市場渠道缺乏。東部企業已在許多領域建立品牌,有的甚至在世界市場也占有相當份額。許多產品在中西部地區已有成熟的銷售渠道和市場布局。中部地區的本地企業如果在承接產業轉移中,除了利用轉移企業的品牌和市場渠道外,如果發展獨立品牌,則短期難以獲得市場知名度,打開市場渠道,甚至可能夭折。商品的品牌、價格、渠道以及營銷組合等方面,僅僅依靠企業自身,難以短期形成競爭優勢。

3. 產業集群薄弱。中部地區許多地方承接的產業多是部分生產線,尚未形成產業集群,難以呈現規模經濟優勢。而東部地區大多數產業在當地已形成產業集群,綜合競爭優勢明顯。比如東部地區揚州市杭集鎮的牙刷產業集群,擁有牙刷及相關配套產品企業1 600多家,占有全國90%,世界35%的市場份額。盡管勞動力、土地、租金成本上升,但其完整的產業鏈降低了企業的交易成本和經銷商的采購成本,暫緩了產業向外轉移的時間。另外,單一的企業發展競爭力薄弱,隨時可能轉移它處。比如,轉移到安徽農村的汽車配件廠因為不處于產業集群區域范圍,則隨時可能被其它地方競爭替代。

五、 新發展啟示

中部地區發展城鎮工業,既有潛在競爭優勢,也有后發劣勢。中低端制造業在產能過剩時代重新發展壯大極其不易。基于比較優勢和幼稚產業保護理論,政府應在尊重市場經濟規律基礎上有效發揮政府的職能(林毅夫,2017;王勇,2017),制定合理的產業發展政策,有效承東部接產業,培養產業集群和企業集群,為地方經濟長遠發展打下根基。

1. 有為政府。根據自由市場經濟理論,政府干預經濟廣受詬病。然而,“東亞奇跡”證明了有為政府可以促進優勢資源整合,創造經濟發展先機(林毅夫,2017;陳云賢,2019)。中部地區地方政府需科學規劃,深入調查研究,制定符合當地比較優勢的產業發展政策。此外,政府應提升公共服務效率和廉潔度,增強產業基礎設施配套能力,降低物流成本,提供金融服務,尊重人才,引進技術,扶持關鍵的企業,真正發揮比較優勢資源的效應。比如江西南康縣是傳統木匠之鄉,20世紀90年代發展家具產業,但一直處于散兵游勇式狀態。2013年江西省委領導親赴南康調研,提出加快產業集聚,打造全產業鏈。地方政府著力完善工業園區基礎配套設施,搭建金融、物流、檢測、研發在內的家具全產業鏈配套公共服務平臺,整合本地企業資源,吸引廣東知名家具企業入駐。如今,80多萬人的南康縣城,有7 000多家家具企業、30多萬家具從業人員,形成生產、加工、銷售、展覽等一體化的中部規模最大的家具產業集群。

2. 有效市場。政府制定產業發展政策必須尊重市場經濟運行規律,不能違背比較優勢的規律,盲目引進與要素稟賦結構不匹配的產業(林毅夫,2017)。比如一些地方政府不顧經濟實力,在技術、人才、資金缺乏情況下,盲目隨大流引進光伏產業,導致在光伏過剩時代舉步維艱。同時,維護市場法治,保證公平競爭,克服政府保護弱勢產業引起的地方保護主義抬頭,否則將為權力尋租提供空間,破壞企業發展環境,形成不良風氣,最終導致企業追求短期利益,不利于長期自生能力的提升。

3. 培養產業集群與企業集群。單一產業難以持續競爭,且輻射區域有限。中部地區城鎮土地廠房成本低,但整體服務功能薄弱,吸引企業有限。政府通過建設工業園區,先引導核心企業入駐,然后吸引上下游關聯企業向園區集中,增強本地企業與轉移企業合作與融合,學習技術和管理經驗,提升自生能力。發展產業集群式的綜合規模經濟,形成全產業鏈式的企業集群,利于降低企業和采購商的交易成本(陳雪琴,2014)。“企業聚人氣,人氣促發展”。農民非農就業和市民化的發展,也間接促進農業的發展。政府再通過收稅完善公共服務和基礎設施建設。最終實現城鎮工業化和農業現代化,打破舊城鄉二元結構,促進新城鄉融合發展。

六、 結論

基于區域視角,比較優勢理論和幼稚產業保護理論為中部地區城鎮工業化發展中積極發揮有為政府和有效市場作用提供了理論指導。平衡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利于中部地區在產業轉移大潮中抓住發展先機。地方政府可充分利用本地低勞動力成本、低運輸成本、低土地廠房租金及豐富的能源資源等競爭優勢,引進和發展有比較優勢的產業。并通過工業園區完善配套基礎設施,免租減稅、降低物流成本、引進技術和人才、實施就業再培訓等,間接幫助企業克服資金技術短缺、品牌和市場缺乏、產業集群薄弱等前期劣勢,促進產業集群發展,形成有自生能力的本地化企業集群。

此外,地方政府的保護和支持政策不是促使地方保護主義抬頭,而是起到積極有為的扶持作用。同時不能盲目承接東部地區高污染產業,盡管短期可能收益明顯,但長期不足以抵消治理環境的成本。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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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劉闖(1989-),男,漢族,湖北省隨州市人,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博士生,研究方向為農民工與城鎮化、農民與合作經濟組織。

收稿日期:2019-0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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