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金融理論與實踐發展歷程

2019-07-03 02:24:50 現代管理科學2019年5期

摘要:改革開放40年,我國金融在理論與實踐層面結出了豐碩的成果、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在不同的歷史階段我國金融理論與實踐的關系如何,當前宏觀經濟如何影響國有銀行為主導的金融體系,我國金融體系未來將往何處去?文章嘗試對這些問題做了一些思考。

關鍵詞:金融理論;金融實踐;資本市場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金融體系經歷了1978年到1992年的初步建立階段、1992年到2001年的市場化改革階段、2001年到2017年的國際化階段、2017年至今的現代金融體系構建階段。分界標志為1992年十四大確定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新機制、2001年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國際化進程提速、2017年十九大提出建立現代金融體系。回顧我國金融體系的改革發展實踐,國有銀行居功至偉。展望未來金融發展之路,資本市場將發揮更加積極廣泛的作用。本文第一部分回顧我國國有銀行體系為主導的金融改革與發展實踐,第二部分總結主流貨幣金融理論創新發展過程,第三部分分析了當前宏觀經濟條件下國有銀行體系面臨的挑戰,第四部分對未來金融業的發展進行了一些思考。

一、 國有銀行體系為主導的金融改革與發展實踐

國有銀行從其誕生就肩負起動員儲蓄、發展經濟的歷史使命。由于外部競爭壓力大,國家果斷實施了趕超戰略(比較劣勢戰略),依托國家部委和國有企業優先發展重工業。在財政資金和儲蓄資金來源的選擇問題上,國家采取“撥改貸”措施,一方面通過國有銀行動員散落民間的資金;另一方面通過國有銀行對國有企業運營的財務進行監控。

國有銀行體系的最初使命就是吸納居民儲蓄,將資金發放給國家部委和國有企業進行重工業發展。這是當時歷史背景下采取趕超戰略的最優金融制度安排,也是國家監督控制成本最小化的選擇。從期限角度來看,重工業是長期有效的項目,輕工業和服務業是短期有效的項目;從金融工具的性質角度,重工業貸款是公共性貸款,輕工業和服務業貸款是私人性貸款;從產權角度,從事重工業的企業多為國有企業,從事輕工業和服務業的企業多為民營企業;從施政目標角度,重工業是實現宏觀目標的政策結果,輕工業和服務業是實現微觀目標的政策結果。

綜上,國有銀行體系是動員吸納居民儲蓄,取長期有效項目之短期薄利(甚至可能還有壞賬成本),享公共金融產品之國家補貼,服務于國有企業和重工業的趕超戰略發展,實現我國宏觀經濟改革、發展、穩定的史無前例的偉大探索和實踐。

當前,存款保險制度的出臺使過去的情況發生了變化。此前,國家為國有銀行提供沉甸甸的“金融合約”——風險承諾,相當于為國有銀行注入了強大國家聲譽資本金。張杰(2003)提出了國家聲譽資本金公式,E=rD,此時r表示國家聲譽,取值為0或1,沒有中間地帶。這是國有銀行體系賴以動員吸納居民儲蓄的關鍵點和根本保障。“金融合約”的訂立,為居民儲蓄提供了無限的安全承諾、為國有銀行的不良貸款埋單、為國有企業的重工業嘗試提供了金融保障。在雙重不良貸款下,商業性不良貸款搭上了國家承諾的便車,國有銀行的商業性貸款風險偏好提升,處于“賺錢歸自己、賠錢歸國家”的“躺著也掙錢”的競爭地位。當下,隨著存款保險制度的出臺,r的取值將變得不那么非此即彼,也就意味著國有商業銀行的競爭地位將被削弱,國有商業銀行面臨轉型,金融體系需要進行優化調整以適應新的宏觀經濟環境、促進經濟發展。

二、 貨幣金融理論的創新發展過程

金融體系初步建立階段產生了傳統的貨幣派生理論(黃達,1992),將存款分為原始存款和派生存款,原始存款即商業銀行在中央銀行的準備金存款和居民存入商業銀行的現鈔之和,派生存款即經過貨幣乘數由商業銀行體系創造出的存款貨幣。在1992年時,由于現鈔購買力強和存款的購買力弱,其轉化與區別是具有時代意義的。

1993年12月,國務院發布《關于金融體制改革的決定》,提出“把國家專業銀行辦成真正的國有商業銀行”,我國金融實踐此后陸續取得重要的進展。孫國峰(2001)提出了信用貨幣創造理論,該理論對傳統的貨幣派生理論(黃達,1992)提出了批判,認為貨幣創造就是銀行貸款行為本身,銀行貸款是銀行和客戶的債權債務交換行為,銀行得到了貸款(債權),客戶得到了存款資金——信用貨幣。事實上,孫國峰(2001)是根據中國金融改革與發展實踐對黃達(1992)貨幣派生理論進行了拓展,是一種基于當時經濟金融發展形勢對傳統貨幣金融理論的繼承性批判。二者理論的差異主要集中于后續資金的產生過程是貸款為先還是存款為先。在黃達(1992)的傳統貨幣派生理論誕生之時,國有銀行處于“專業銀行”的階段,也沒有得到國家聲譽資本的注入。而孫國峰(2001)論述的背景是20世紀90年代初期金融體制改革之后,存款的購買力和支付便利性顯著提升,國有銀行可以通過直接發放貸款創造信用貨幣,信用貨幣創造理論也就應運而生了。

進入新千年,隨著加入WTO,我國外匯儲備增長迅速。由于強制結售匯制度下外匯儲備由央行管理,外匯儲備直接創造了基礎貨幣,從而信用貨幣創造理論經歷了新的發展。李斌、伍戈(2012)根據我國外匯占款和債券增加的經濟現象對信用貨幣創造理論進行了拓展。回顧我國貨幣金融理論的發展過程,理論的發展完善必須要不斷適應并引領實踐發展。

三、 當前宏觀經濟條件下國有銀行體系如何應對挑戰

本文認為,當前宏觀經濟環境對國有銀行提出了三點主要要求:

一是資本端,工業化、城鎮化快速發展時期國家通過風險承諾保證國有銀行負債端穩定的情況正在發生變化,存款保險制度的出臺將“無限”的風險承諾變成了“有限”保證,國家聲譽在銀行的資本端體現為一個高限(r取0到1之間的值)。同時由于國家在國際資本市場的參與度快速提升、資本賬戶開放步伐加快,巴塞爾協議剛性影響下的國有銀行撥備需要更加精細化的管理,對資本端通過不良貸款撥備的類財政撥款式支持國有企業發展的戰略形成了限制。

二是資產端,工業化、城鎮化接近尾聲,國家的信貸需求正在發生變化,資產端的信貸需求變化對國有銀行的資產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趕超戰略時期的經濟發展方式能夠提供的邊際增長逐漸減少,需要國有銀行承擔的公共性金融產品和重工業發展邊際效果遞減,為我國未來經濟發展奠定堅實發展基礎的歷史使命已基本完成。政府影響下的公共性貸款需求具有低風險的特征,易于通過行政干預手段和政府兜底進行風險管理,但是其增量比例和邊際效果越來越小。當前經濟背景下,私人性貸款需求比重持續提高,然而私人性貸款的安全性對抵押品價值有著較強依賴,例如房地產貸款和股權質押貸款等,當資產價格出現波動時,私人性產品的安全邊界將收窄。

三是負債端,居民儲蓄意愿發生了變化,日益發展壯大的各種“寶”類產品通過貨幣市場顯著提升了國有銀行的資金成本。“無現金社會”概念風靡一時、互聯網金融機構的蓬勃發展、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新技術的廣泛應用,提升了國有銀行負債端的集中度和成本。國有銀行低成本動員儲蓄的時代隨著居民部門理財意識的覺醒漸入尾聲,對國有銀行成本管理和負債預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從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角度來看,2013年11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指出“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的重大理論觀點。利率市場化已基本完成,國有銀行要轉變過去風險處置方法的慣性影響,苦練內功、提升風險管理能力、有效應對市場機制作用下的資本端、資產端、負債端波動,為市場化的存貸款業務、中間業務制定合理價格、支持風險匹配度適宜的融資項目。

從技術進步和產業升級角度來看,隨著我國GDP總額達到世界第二位,可戰略追趕學習的方面逐步減少,國外可供系統性學習的技術范圍收窄,一些關鍵性技術受到保護和封鎖,這要求我國從進口型技術進步向自主創新型技術進步過渡。然而銀行融資都受制于其債務型融資的本質,銀行的風險管理模式難以匹配高風險高收益的創新領域。此前固然可以通過國有銀行體系進行融資和“金融合約”的國家承諾進行追趕式融資,但由于國際參與度的限制,這種模式對后續技術進步的支持力度十分有限。國有銀行有規模龐大的天然優勢,能夠通過大數定律將單一項目的高風險轉化為多個項目的中低風險,如何打通債務型融資和權益型融資的隔閡,共同獲得技術創新的紅利是國有銀行未來必須要解決的課題。

從居民資產選擇行為角度來看,居民對儲蓄存款的偏好發生變化,國有銀行的金融剩余縮小,對國有銀行造成了進一步的挑戰。國有銀行需要有效應對各種"寶"類產品的挑戰,減小非存款類金融機構和各類基金對其流動性風險的系統性遷移。1986年~1995年間,美國發生的儲貸機構危機能夠為國有銀行提供寶貴的經驗。在該危機期間,因貨幣市場基金的存款吸納能力和居民儲蓄率下降,約1 000家儲貸機構倒閉,占儲貸機構總數的1/3。美國的儲貸機構的自救主要方法是,同時為其儲戶開立“儲蓄賬戶”和“貨幣市場基金賬戶”,兩者可交換轉存。由于美國的貨幣市場基金屬于直接融資,缺乏實物交易體系支持、流動性較弱,儲戶十分樂于接受這樣的制度安排。儲貸機構的流動性就此穩住,與貨幣市場基金達到了相對穩定的均衡狀態。我國國有銀行應當吸收美國儲貸機構的經驗教訓,重視居民儲蓄率的下降趨勢,充分發揮其全牌照優勢,動員居民在貨幣市場基金中的資金,保障自身流動性穩定和負債端規模。

四、 未來金融業的發展的一些思考

1. 資本市場的發展特性是我國當前社會主要矛盾所決定的。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明確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對照金融領域,以往國有銀行創造信用和信用貨幣為主導的間接金融體系與通過資本市場鏈接信用需求方和供給方的直接金融體系的發展之間是不平衡和不充分的。

我們應當注意到,資本的最基本功能是維護市場中的信用關系。當資本存在分配不平衡、競爭不充分之時,就可能會產生金融風險的傳染。在美國金融危機時期,由于資本過度集中于住房抵押貸款和相關衍生品領域,積累了大量的債務風險,產生了對全球市場信用關系和全球經濟發展的負面影響。這場金融危機對美國乃至全世界造成系統性風險波動,其作用起點是微觀主體的債權債務信用關系的破壞和傳染。究其本質,是直接融資市場(股市、債市)和間接融資市場(銀行體系)未能達到均衡發展,也是我國當前防范和化解系統性金融風險需要鏡鑒之處。

決定直接融資和間接融資市場均衡關系的另一重點是要與我國經濟發展階段相適應。我國在工業化、城鎮化快速發展時期,金融服務的對象主要是工業企業融資需求和城鎮居民住房需求,因此間接融資市場發展較快。在新時代,我國已處于工業化、城鎮化邊際增量較低時期,科創企業快速發展、資金需求較大,居民財富管理意識強勁。而科創企業的高風險高收益性與銀行貸款的中低風險匹配度較低,居民需要的不再僅僅是固定收益的、債權債務形式的金融資產(銀行存款、理財等),而是包括對納入變動收益類產品在內的組合金融資產的需求。科創企業的快速發展和居民財富管理需求的對接將改變當前間接融資市場占絕對主導的金融現狀,直接融資市場比例未來將有顯著提升。

2. 中美貿易不確定性促使我國金融業結構調整。中美貿易存在較大不確定性的背景下,全球金融不確定性快速提升,我國金融業面臨外部沖擊對系統性金融風險和整體金融功能結構的更加快速和廣泛的影響。

金融業開放程度的提升是中美貿易不確定性背景下的歷史趨勢,將帶來兩方面的影響。一是我國銀行業競爭力與國外銀行業的競爭力存在一定差距。我國銀行業與國外尤其是美國銀行業相比存款準備金率普遍較高,等量基礎貨幣派生存款貨幣等準貨幣較少,因此我國銀行業的主要競爭力體現在負債端的存款營銷,而美國銀行業的主要競爭力則體現在資產端的風險管理。隨著我國銀行業的開放、利率市場化程度進一步加深,貨幣總量調控方式將逐步弱化,存款營銷與風險管理的天平將向風險管理和精細化資產配置傾斜。二是我國金融監管面臨更加市場化的挑戰。我國中小企業融資難融資貴問題由來已久,在中美貿易不確定性背景下,出口降低和波動提升對我國經濟金融發展提出了挑戰。我國采取的對中小企業無還本續貸、對金融機構加強行政激勵等政策措施具有較強的短期效果,能夠顯著提升對承壓時期出口企業的金融支持。但是,還應當看到的是此類政策措施并非取道市場機制的政策措施,易促使中小企業和金融機構產生較大的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長期來看有可能對中小企業形成篩慮、改變我國中小企業的風險狀態分布,可能不利于我國銀行業風險管理等核心競爭力的提升。

銀行融資屬于間接融資,需要依賴銀行作為第三方控制風險;資本市場屬于直接融資,投資者直接控制風險。過去總量式調控占主導的貨幣環境中形成了銀行風險控制能力較弱、風險承擔能力較強的局面。而資本市場則不同,其能夠好的匹配風險和收益,價格信息反映較及時,成熟的個人和機構投資者積累了較多的風險管理經驗。在中美貿易不確定性背景下,價格式金融體系將逐漸占據主導,資本市場有其內在優勢。

3. 金融與實體經濟關系的再認識。實體經濟對應的是國家總體資產負債表的資產端,金融對應的是國家總體資產負債表的負債和權益端。金融支持實體經濟的問題在這個框架下是資產負債表總體結構和資產增量的平衡問題。

在20世紀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的搶購潮過程中,國家總體資產負債表中金融和實體經濟的關系是失衡的,金融在負債端主要是現金(流動性較高)和存款(流動性較低的)形式,對有限的資產增量(生產能力和產品)形成要求權,要求權相較于資產增量高,于是出現了“籠中虎”的問題。彼時,國有銀行體系承擔了將現金要求權轉化為流動性較低的存款要求權的重任,通過給與居民較高存款利息平衡了金融和實體經濟的關系。在21世紀初,我國加入WTO后外匯儲備增長迅速,在強制結售匯制度下,人民銀行在國家總體資產負債表上被動投放了大量流動性,幸而外需消化了部分生產能力,城鎮化鎖定了部分流動性,但金融和實體經濟之間仍然存在要求權大于資產增量的失衡風險。在這個背景下,人民銀行通過提高存款準備金率、發行央票等措施回收流動性進行對沖,穩定了宏觀經濟。

當前,金融和實體經濟的關系與以往的要求權大于資產增量的情形不同,轉化為要求權小于資產增量的失衡風險。這一情況與金融危機時期相似,金融危機時期由于外需減少,對我國生產能力的消化功能減弱,表現為金融要求權相比資產增量較小的情形。但是也存在一些不同,當前時期的主要特點是金融要求權的增速放緩制約了國家總體資產負債表的擴張和資產增量。從這個角度上講,擴張金融的要求權降低金融對實體經濟的制約應當成為短期的首要措施。同時,在長期應當擴大金融中不構成要求權的部分(權益端),使權益所占比例擴大,形成對要求權(負債端)增速放緩的有效補充,穩定總體資產負債表和提升資產增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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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宋哲泉(1987-),男,漢族,河南省鄭州市人,經濟師,中國人民大學財政金融學院博士生,研究方向為信用管理。

收稿日期:2019-0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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