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排斥對社會歸屬感的影響

2019-07-03 02:24:50 現代管理科學2019年5期

崔有波 楊鵬

摘要:文章共發放問卷450份,探討了社會排斥對外來人口的社會距離感知和社區歸屬感的影響,并研究社會距離在社會排斥與社區歸屬感之間的中介作用。結果表明:社會排斥消極影響社會距離和社區歸屬感;社會距離積極影響社區歸屬感;社會距離在社會排斥對社區歸屬感的影響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

關鍵詞:社會排斥;社區歸屬感;社會距離

一、 引言

我國目前正處于城市化大發展的時期,流動人口大量涌入大中城市沖擊了當地的社會生態,同時也對對人口流入地區的社會和諧、經濟發展和文化繁榮造成了很大的影響。由于當地人和外來人口在風俗習慣、生活方式、文化傳統、經濟地位等多個方面存在差異,本地社會對外地人的排斥成為了一個無法回避的現象。當地社會對外來人口的開放程度和接納程度,以及外來人口對當地社會的融入意愿和情感歸屬是一個亟需關注的時代話題。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探討在一個本地人和外地人雜處的社區內,社會排斥對被排斥者(主要是外地人)的社區歸屬感的影響機制是什么,社會排斥是否能夠通過擴大社會距離來影響居民的社區歸屬感。對這些問題的研究能夠為地方政府、社會組織以及居民個人有效應對社會排斥事件提供理論支持和實踐指導,為減少社會排斥帶來的傷害,促進社會融合和社會和諧做出貢獻。

二、 概念界定與研究假設

1. 概念界定。社區歸屬感(Community Attachment)也叫社區情感或者社區認同感,是個體歸屬需要在社區層次上的主觀感受。對社區歸屬感的研究由來已久,早期的學者將社區歸屬感視為個體對所處社區的承諾,即個體愿意在該社區長期居住,并為這個社區的建設與發展貢獻自己的力量的意愿(Gerson,1977)。桂勇和黃榮貴(2008)認為社區歸屬感是社會資本的重要內容,并從6個方面來測量社區歸屬感,即在該社區是否有家的感覺,是否喜歡所在的社區,是否很自豪的告訴別人自己住在哪里,社區居民是否積極參與社區事務,對小區內的事情是否感興趣,是否認可自己的社區成員身份。

社會排斥(Social Exclusion)是指個體被家庭或集體拒絕接納,使其歸屬需求受到威脅的現象(Twenge et al.,2007)。彭華民(2005)主要從人際關系的角度將社會排斥定義為個體在集體生活中受到他人的排擠、忽視、疏遠、歧視、嘲弄、侮辱,使建立或維持正常的人際關系受到阻礙,個體無法平等地參與集體活動和享受成員權利的過程。對社會排斥感的測量比較著名的是Ferris和Brown等(2008)編制的職場排斥量表(Workplace Ostracism Scale,WOS),Stefan等(2015)在研究非倫理行為時根據Ferris等人(2008)的職場排斥問卷和Russell等人(1980)的UCLA孤獨感量表編制了社會排斥量表來測量個體可能遭到的社會排斥風險(Risk of Social Exclusion),該量表受到較多的認可。

社會距離(Social Distance)代表著不同個體之間、不同社會群體之間以及個體與群體之間的社會關系親密程度(Bogardus,1925)。對社會距離的研究多集中在不同族群之間的交流和融合(Lee,1996)、農民工和城市居民之間的關系(盧國顯,2003)、職業的社會距離(Laumann & Richard Senter,1976)以及流動人口和當地居民之間的關系(王毅杰、王開慶,2009)等多個方面,并且發現流動人口和當地居民在社會距離的心理感受上是不對稱的。

2. 社會排斥與社會距離的關系。有關社會排斥與社會距離的關系研究多數集中于社會學領域。研究表明社會地位(例如政治地位、社會身份)、受教育水平、經濟地位、種族差異和空間分布是社會距離的重要影響因素(王桂新、武俊奎,2011)。對國內城市農民工與本地居民社會距離的研究表明戶籍制度,語言文化差異,尤其是本地居民對外來農民工的偏見和歧視導致農民工與本地居民缺乏交流,是社會距離擴大的關鍵。趙德雷(2013)采用現場實驗法研究了農民工的污名身份對其人際影響力以及社會距離的影響,結果表明污名化的過程導致社會排斥,個體一旦被污名化,就會被視為異類,更傾向于采取社交回避的方式來應對排斥壓力,農民工啟動組的被試傾向于跟啟動對象保持較大社會距離,即使強調農民工身份的啟動對象具有較強任務技能也未能明顯拉近其與被試間的社會距離。因此本研究認為:

H1:社會排斥負向影響社會距離。

3. 社會排斥與社區歸屬感的關系。Williams(2009)的社會排斥模型為研究社會排斥與社區歸屬感之間的關系提供了理論基礎。社會排斥使個體的歸屬需求、控制感、自尊需求和存在感無法實現,并使其經歷焦慮、抑郁、孤獨、無助等痛苦的情緒體驗(Williams & Sommer,1997)。社會排斥也會對個體的社會行為產生影響,促使個體采用社交回避的行為模式,這會逐漸破壞個體的社會支持系統,最終使個體的社交變得更困難(Smart,Richman & Leary,2009)。個體經歷社會排斥后,對未來交往的預期和被排斥者的個體差異會影響其社會關系的重建。社會排斥不僅直接威脅個體的歸屬需求,還會增強個體的攻擊性動機和行為,阻礙自我評價水平低的個體建立新的社會關系,這對社區歸屬感產生負向影響(Maner et al.,2007)。因此,本研究認為:

H2:社會排斥負向影響社區歸屬感。

4. 社會距離與社區歸屬感的關系。社區歸屬感不僅僅是對所在社區的認同感,也是成員之間的相互依賴感(McMillan & Chavis,1986)。社區歸屬感的影響因素即包括個體特質,也包括社會人際關系、社區文化和氛圍、社會支持和社區滿意度等外部環境因素。已有研究表明,社會距離是社區歸屬感的重要影響因素。Hummon(1992)認為社區歸屬感受到個人的社會化程度以及鄰里關系的影響,鄰里關系好則社區歸屬感強,居民在社區內的人際關系網絡是研究社區歸屬感的主要方面之一。而社會距離是人與人之間、群體與群體間發生社會交往的頻率,這種社會交往包括互相傾訴心里話、相互理解、一般性社會交際以及在經濟困難時一方給予另一方物質援助等(盧國顯,2003)。社會距離親密的社區成員之間的交往較為頻繁,社區關系較為和諧,社區滿意度也更高。因此本研究認為:

H3:社會距離正向影響社區歸屬感。

5. 社會距離在社會排斥與社區歸屬感關系中的作用。根據Williams(2009)居民在社區內的親密關系,例如親情、友情、鄰里關系對居民的社區歸屬感具有正向的影響。的需要-威脅時間模型認為社會排斥會威脅個體的歸屬感、控制感、存在感和自尊。王榮等(2013)對工作場所排斥以及其對員工角色內、角色外行為的影響進行了研究,結果表明工作場所排斥會使員工的歸屬需求無法實現,降低員工的角色內行為。對社會距離在社會排斥與歸屬感之間關系的直接研究研究較少,但是總結以往研究可以發現社會排斥、歸屬感與社會距離存在緊密的聯系。社會排斥會擴大社會距離,Aleksandra(2009)的研究表明對外部陌生人(External Strangers)例如外國人、移民和難民的排斥會縮小本民族內部的社會距離,但是擴大民族間的社會距離,低社會經濟地位的個體更傾向排斥陌生人,也更傾向在本族群與陌生人之間建立社會距離屏障。社會距離也是歸屬感的影響因素之一,寧連舉等(2013)研究了在以人際關系為基礎的社會性網絡服務(Social Networking Service;SNS)社區中人際互動對用戶持續使用意愿的影響效果,結果表明包括社會距離在內的心理距離以及人際關系互動能夠顯著的影響歸屬感。因此本研究認為:

H4:社會距離在社會排斥與社區歸屬感中起到中介作用。

三、 研究方法

1. 數據的收集。在廣州以外來人口為研究對象,采用街道辦工作人員上門發放問卷的方式,共發放問卷450份,回收有效問卷424份,有效回收率94.22%。男性占比24.9%少于女性;被試年齡集中分布于20歲~29歲,占比73.6%;學歷集中分布于本科,占比58.5%;月工資集中分布在1 800元~6 700元之間,及處于最低工資標準與平均工資之間,占比89.7%;居住時間在3年以下的累計占比44.8%;在居民身份方面,無戶口的外地人居多,累計占比52.5%。

2. 變量的測量。采用李克特5點制量表,數據統計軟件是SPSS 20.0。

社會排斥:Stefan(2015)根據Ferris(2008)的職場排斥問卷和Russell(1980)的UCLA孤獨感量表編制的社會排斥量表。社會排斥量表的α值為0.897,信度水平較好。

社會距離:采用Lee等(1996)的RSDS問卷。社會距離量表的α值為0.902,信度水平較高。

社區歸屬感:采用桂勇和黃榮貴(2008)測量社區歸屬感的量表,共6個題目。在問卷調研時將社區界定為被試所在的街道辦。社區歸屬感量表的α值為0.843,信度水平較高。

四、 研究結果

1. 相關分析與同源誤差檢驗。相關分析的結果表明,社會排斥與社會距離、社區歸屬感均在0.01的水平上顯著相關,其相關系數分別達到-0.509、-0.313;社會距離與社區歸屬感也在0.01的水平上顯著相關,其相關系數為0.395。數據分析表明,人口統計學變量與社會排斥、社會距離和社區歸屬感之間顯著相關,因此本文將性別、年齡、學歷、工資水平、居住時長和居民身份等作為控制變量。

由于數據來自于同一時間的同一批被試,因此采用Harman單因素因子分析法進行共同方法偏差檢驗。在未旋轉的情況下,探索性因子分析得到6個因子,第一因子的解釋力度較低,為33.37%。然后運用Amos21.0,將共同方法因子作為一個潛變量加入結構方程模型,再比較潛變量加入前后的模型擬合度的變化。加入潛變量之前的擬合度(χ2/df=4.202,CFI=0.912,GFI=0.897,RMSEA=0.130)與加入潛變量后的擬合度(χ2/df=4.732,CFI=0.893,GFI=0.867,RMSEA=0.109)差距不大,由此說明不存在共同方法偏差問題。

2. 假設檢驗。本研究主要探討社會距離在社會排斥與社區歸屬感之間的關系中的中介作用。研究方法采用Baron和Kenny(1986)提出的傳統中介作用檢驗方法:第一步檢驗自變量社會排斥對因變量社區歸屬感的影響;第二步檢驗自變量社會排斥對中介變量社會距離的影響;第三步探討中介變量社會距離對因變量社區歸屬感的影響;若前三步的結果均是影響顯著則進行第四步,將社會距離因素一并加入,研究社會排斥對社區歸屬感的影響作用,考察社會距離的中介作用是否顯著。

采用分層回歸分析,社會排斥對社會距離和社區歸屬感的影響顯著,β值分別為-0.146**和-0.452***,社會距離對社區歸屬感的影響也顯著(β=0.207***)。故假設H1、H2、H3均得到驗證。隨后采用Sobel檢驗方法對社會距離的中介效應進行檢驗,得到z=7.863(p<0.01),z值大于1.96表明社會距離能夠中介社會排斥對社區歸屬感的影響。加入社會距離后,社會排斥對社區歸屬感的影響不再顯著(β=-0.058)。因此,社會距離在社會排斥與社區歸屬感之間起到完全中介作用,假設H4得到驗證。具體情況詳見表2。

五、 討論

本研究以廣州外來人口為研究對象,結果表明:社會排斥能夠降低社區歸屬感和社會距離;社會距離能夠增強社區歸屬感;社會距離在社區歸屬感之間起到完全中介作用。

社會排斥負向影響社會距離和社區歸屬感在已有研究中已經得到證實。根據Williams(2007)的需要-威脅時間模型社會排斥會威脅個體的歸屬感,這也得到大量實證研究的證實,遭受社會排斥的個體會更傾向與采取社交回避模式(Smart,Richman & Leary,2009),社會排斥也會降低個體的親社會行為(Tweng & Baumeister,2007),增加個體的攻擊性行為傾向。閆伯漢(2015)對廣東省東莞市農民工的社會融入問題進行的研究表明,制度排斥與農民工的社會融入程度顯著負相關;另一方面,社會排斥也會顯著的擴大社會距離,降低不同群體間通婚、建立親密關系、社會交往的可能性,這首先在不同的種族間得到證實(Aleksandra,2009)。社會距離也是社區歸屬感的重要影響因素,社會距離反應的是不同群體間社會聯系的深度和廣度,較大的社會距離會導致較為疏遠的人際關系,使弱勢群體無法融入當地社會,降低個體的生活滿意度。本研究與以往有關社會排斥、社會距離、社區歸屬感的研究結論是一致的。

六、 局限與展望

由于研究時間的限制,本研究考察了個體感知的社會排斥和社會距離的作用,但是沒有考慮群體層次或者社會層次的變量對社會排斥和社區歸屬感的影響。有研究表明社會層次的變量例如社會關懷氛圍能夠對社會排斥與社區歸屬感之間的關系起到跨層次的調節作用,未來的研究可以嘗試著討論群體或者社會層次的變量對個體層次的社會排斥、社區歸屬感的跨層次的影響。本研究表明社會距離能夠在社會排斥與社區歸屬感之間起中介作用,但是也有研究表明其他變量例如社會疏離感也能在社會排斥與社區歸屬感間起中介作用,未來的研究可以探討是否在社會排斥與社區歸屬感之間是否存在其他中介變量。此外,為了克服自我報告式問卷調研的不足,在未來的研究中可以考慮同事評估、朋友評估、親人評估等他評式問卷研究方法,并擴大問卷發放范圍,使研究結果更有說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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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崔有波(1992-),男,漢族,河南省信陽市人,中共中央黨校博士生,研究方向為社會心理學、工商管理學;楊鵬(1981-),男,漢族,山東省濟南市人,濟南大學教育與心理科學學院副教授,中國人民大學心理學系博士生,研究方向為組織行為學。

收稿日期:2019-0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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