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洪:日本戰后政治史上有關年號的政治較量

2019-07-08 10:56:32 參考消息網

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日本學刊》供本網特稿。

原標題《日本確定“令和”年號過程中的政治因素探析》,原文刊載于《日本學刊》2019年第3期發表(全文約1.5萬字)。

【作者】高洪,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

參考消息網7月8日報道 島國日本在大海這一天然屏障保護下形成的封閉環境,未曾出現“易姓革命”式的改朝換代。即便是武家政治時期,形式上的天皇權威仍得以保留,并在明治維新之后歷經“絕對主義天皇制”走到戰后“象征天皇制”。久而久之,這個一以貫之地使用著天皇年號的紀年方式已經不是或者不僅僅是一種“語言文化偏好”,而發展為普遍存在的“政治文化偏好”。使用年號標注歷法對保守政黨和保守政治勢力來講,已是須臾不可缺失的“日本政治文化傳統標志”。由于歷史的原因,二戰后的民主改革并未能夠清除這種保守政治“底色”,冷戰時期“保革對立”模式下自民黨“一黨主政”與革新政黨“萬年在野”的政治對壘下,雙方對年號存廢的較量更使得天皇年號紀年超出了歷法選擇本身的意義。每當涉及天皇的政治事務出現波瀾,各種政治力量都會不遺余力地發動起來,捍衛包括使用年號在內的“象征天皇制國家”帶有的各種特征。

確定紀年是國家權力運作下的政治行為

在古今歷史上,使用何種歷法在本質上講是國家權力運作下的政治行為。傳統歷法是基于對日月等天體運行時間法則做出的法律表達。就此而言,遵守歷法也就是對國家法律的遵循,可以說是世俗法律和神圣自然法則兩者統一的要求。在中國古代,歷法改革主要有兩種動機,一是政治層面的動機,二是技術層面的動機。改朝換代,昭示著天命的轉移和變革,新朝廷為了標榜其統治順應天意,必然要廢除舊的歷法,頒布新的歷法和年號,以獲取王權正統和社會承認的象征意義。此外,在非改朝換代時期,如出現災異、祥瑞等,也會引發統治者對歷法和年號的改革。眾所周知,現今大多數國家都采用公元紀年法。與之相對的年號紀年法又可以細化為“單純的帝王年號紀年法”、“天干地支相配的干支紀年法”以及“年號干支兼用紀年法”。日本仿照古代中國使用年號紀年由來已久,更新年號自然也是由法律規范與文化傳統共同決定的政治文化操作過程。國體與政體的制度設計、政治權力中的決定性力量、國家政治生態乃至國民大眾的心理等因素,都會在這一過程中不同程度地發揮直接或間接、表面或潛在的影響。

戰后初年一度出現的“年號危機”

在戰后歷史上,日本圍繞年號存廢的政治斗爭出現過兩次高潮。第一次發生在戰后初年到和平憲法制定期間,這是法西斯軍國主義歷史終結引發的政治大討論的一個組成部分。隨著標榜“大日本帝國由萬世一系之天皇統治”的《大日本帝國憲法》被廢除,也就失去了繼續使用年號的法律依據。政治上堅持維護皇統的右翼勢力頓失所恃,戰前倍受壓抑的和平民主進步力量揚眉吐氣。在此背景下,是否繼續用昭和年號紀年開始成為人們思考的問題。1946年1月,有“日本議會政治之父”美譽的尾崎行雄向眾議院議長提交了“改元意見書”,建議廢除“昭和”年號,改以“新日本”的紀年來表述。政治活動家石橋湛山也撰文呼吁廢除年號,改用公歷。但是,美國主導日本民主改革的盟軍總司令部(GHQ)對此首鼠兩端,既要鏟除滋生軍國主義的神化天皇,又需要利用天皇權威節省占領成本。于是,就有了戰后天皇的“人格宣言”。據吉田茂回憶,麥克阿瑟曾對吉田講過:“如果日本國民以皇室為中心團結起來,日本的重建不難。”足見利用天皇穩定人心是占領者的政治目的和策略選擇。

戰后日本新憲法第一條“天皇的地位與國民主權”中明確規定“天皇是日本國的象征,是日本國民整體的象征,其地位以主權所在的全體日本國民的意志為依據”。雖然新憲法沒有明文規定戰后日本是否繼續采用年號紀年,但按照這一國家根本法賦予的權能,全體日本國民是有權做出相關選擇的。事實上,當時日本社會上也存在新憲法實施后理應將舊的年號制度一并廢除的呼聲。為此,1950年2月,參議院文部委員會還召開專題會議,正式討論了是否廢止年號的問題。該委員會甚至還整合出一份“草案”,其中有“由此日始,再無‘昭和26年1月1日,而變更為西歷的‘1951年1月1日”的內容。然而,在戰后,日本保守政治色彩依然濃重,反對取消年號的聲浪也十分強大。在議會討論中,以東京大學坂本太郎教授為代表的“年號維持派”力主年號的使用不僅是“獨立國家的象征”,更與“日本歷史、日本文化緊密結合”,他們認為“昭和年號早已廣為人知,較之公歷機械似的時代劃分具有更為深遠的意義,無廢除年號之必要”。讓保守勢力感到慶幸的是戰后日本改革百廢待興,積壓的政治議題多如牛毛,加之朝鮮戰爭爆發后復雜的國際環境等因素沖淡了日本社會上關于歷法改革議論的熱度,國會為了優先確保其他法案通過,“暫時”將“年號廢止法案(草案)”擱置下來。日本政府也順水推舟,將其作為“社會共識”讓昭和年號及年號紀年方式留存下來。由于戰后日本幾乎不加改動地承襲了原有國旗、國歌,天皇也成為新時代“國家及國民意志的象征”,政治舞臺上對繼續使用昭和年號的抵觸情緒相對減弱,推動年號廢止的政治活動逐漸平息并最終消失。

20世紀70年代的“年號存廢之爭”

第二次“年號危機”出現在革新政黨勢力上揚的20世紀70年代中后期。這一時期,社會黨、共產黨與自民黨形成了媒體所謂的“保革伯仲”的分庭抗禮局面,公明黨誕生前后推行的中道政治也在一定意義上削弱了保守政治勢力。在如此背景下,伴隨裕仁天皇年事漸高,“昭和時代”行將結束,年號問題再度成為日本國民關注的政治議題。事實上,這次“年號存廢之爭”的根源仍在于“作為社會共識的年號面臨著缺少法理基礎”的政治難題。誠如日本憲法學者上田正一在《日本國憲法》總論“天皇與年號制度”中指出的那樣:“年號制度是明治元年的改元詔書確定下來的‘一世一元制度。但真正實施已經是1912年,即改元‘大正時的事情。但戰后的《皇室典范》里并未明文規定年號相關內容,其年號的法理依據是不充分的。只不過是到了昭和49年(1974年)開始醞釀制定《元號法》后,才規定僅限于皇位繼承時,由下達政令方式確定年號。”這一輪“年號爭議”在1975年3月18日眾議院內閣委員會會議上爆發,保革雙方均要求內閣法制局對此議題是否緊迫做出表態。內閣法制局給予了肯定性回答:“從法理上講,今上天皇一旦作古,‘昭和這個年號也會隨之消失,由此開啟歷法空白時代。”對此,日本保守政黨與社會上的保守勢力懷有一種強烈的危機意識,他們痛感“年號制度的消亡會動搖天皇制本身”。由于缺少法律依據,年號紀年很可能會隨天皇駕崩一并消亡,同時也認定繼續使用年號在全社會有足夠強的政治基礎,于是發動了聲勢浩大的“年號法制化”政治運動。

根據1976年的輿論調查結果顯示,當時有87.5%的受訪者支持繼續使用年號。進入1977年后,年號存廢較量持續升溫。日本社會黨著手準備提交“年號廢除法案”,自民黨內部也出現了針鋒相對的動向,保守派勢力加強天皇地位和權威的活動逐漸增多。1978年,一些重視此問題并與皇室有關系的人結成了“實現年號法制化國民會議”,掀起了全國范圍內的政治運動。在保守政治勢力支持下,自民黨大平正芳內閣經過反復研討后,于1979年6月出臺“元號法草案”,經國會通過后以法律形式將天皇年號秉持“一世一元”、“僅限發生皇位繼承的情況下改元”和“若天皇退位,年號由政令決定”等原則固定下來。此后,“實現年號法制化國民會議”又演變為“守衛日本大會”和“守衛日本國民會議”兩大推動國民政治運動的利益集團,兩者在1997年合并,成為超大型右傾保守政治團體“日本會議”,吸納學術界、經濟界、輿論界、教育界、宗教界代表,在全國范圍開展草根層面的國民保守政治運動,其組織機構遍布47個都道府縣。

事實上,史上最短的《元號法》只有兩項言簡意賅的內容:第1項,元號由政令決定。第2項,元號的更改只限于皇位繼承時(一世一元制)。該法有效地化解了年號制度消亡的政治危機,以法律形式再次明確恢復了一位天皇只對應一個年號的“一世一元”制度,并將戰前由天皇親自主持年號選定工作的舊制,更改為內閣發布政令,按程序確定年號。1989年(昭和64年)1月7日裕仁天皇駕崩,翌日皇太子明仁繼承皇位。自民黨政府基于《元號法》規定,公布了《改元政令》(昭和64年1月7日政令第1號),內容如下:內閣基于元號法(昭和54年法律第43號)第一項的規定,制定本政令,改元號為平成。至此,希望改為公歷的聲浪消沉下去,主張維護年號紀年的保守派政治勢力得以安枕,無憂無慮地在平成時代生活了近30年。

(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日本學刊》特稿,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如需轉載,請注明作者姓名及出處)

【延伸閱讀】高洪:日本朝野黨派利用改元展開的政治攻防

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日本學刊》供參考消息網特稿。

原標題《日本確定“令和”年號過程中的政治因素探析》,原文刊載于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日本學刊》2019年第3期(全文約1.5萬字)。

【作者】高洪,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

參考消息網6月13日報道 隨著2019年4月1日內閣官房長官菅義偉面對記者宣布“令和”新年號,社會上有關年號的暢想與猜測戛然而止,人們轉而關注新年號“令和”的寓意及其誕生過程。在日本政壇上,由年號引發的政治攻防戰也隨之打響。

新年號引發日本朝野黨派間利用改元展開新的政治攻防戰

日本會議在新年號公布后立即發表聲明,感恩明仁天皇并支持安倍政府。4月30日同一天,自民黨也發布關于天皇陛下退位的見解。出于政府立場,與自民黨聯合執政的公明黨代表山口那津男則盛贊“令和”是個“有內涵”的好年號,并支持安倍沒有按慣例引用中國典籍是“開辟了新的思路,與閃耀著個性之光的時代一脈相承”。

在野黨中,只有偏保守的日本維新會聯合黨首片山虎之助表示“令”字兼有命令和美好雙重意義,既意外又新鮮。與保守政黨方面的評價相反,原有革新政黨雖然早已式微,但由社會黨轉變而來的日本社民黨反對年號的態度依然十分堅決。

日本共產黨關于天皇制問題態度與20世紀有很大不同。日本共產黨目前的主張是,經過戰后多年發展,在現階段天皇沒有政治權限,且深受日本民眾愛戴;更重要的是,天皇制的存在是由憲法決定的,而日本共產黨又是一個堅決維護憲法的政黨。因此,是否廢除君主制,將來還要根據國民的意愿由代表多數國民的政府做出決定。其將斗爭鋒芒指向安倍政府在新天皇即位及年號制定過程中的“違憲操作”。日本共產黨志位和夫委員長在新天皇即位之際發表正式談話稱:“希望新天皇尊重并擁護日本國憲法的精神。”

而早在2018年3月,日本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就發表聲明稱,把“退位禮正殿的儀式”也作為天皇的國事行為,舉行安置基于神話的“三種神器”的劍、勾玉等的儀式,將宗教色彩極其濃厚的這種儀式作為國事行為,顯然與憲法之政教分離的原則不相符。政府公布年號的第二天,志位和夫在黨本部舉行的記者會上重申了“反對強制使用年號”的主張,表示日本共產黨不反對使用新年號,但日本共產黨的機關報 《赤旗報》 會繼續采用新年號紀年與西歷并記的做法。而《赤旗報》編輯部則直言不諱地提出批評,關于天皇退位和皇太子即位的問題,文部科學省已向都道府縣教育委員會等發出通知,要求學校指導兒童、學生理解慶祝的意義,要求5月1日的“天皇即位日”各學校升太陽旗,這樣做侵害了孩子們內心的自由。

令和時代開啟后,國會也做出積極反應。參議院在令和元年5月15日的會議上,為了表示對天皇陛下即位的慶賀之意,決定奉獻賀詞:“天皇陛下吉日即位,令人欣喜不已。謹向天皇、皇后兩陛下致敬,并衷心祝愿令和時代成為充滿希望與光明的歷史時期。”但就在同一天,《每日新聞》刊登了東久保逸夫撰寫的題為“在野黨公布照片,指責(安倍)向天皇‘內奏,屬于對天皇的政治利用”的文章,披露立憲民主黨等主要在野黨的國會對策委員長5月初在國會內舉行會談,一致認為安倍首相事前在皇宮做了天皇陛下即位后首次的“國政匯報”,這種“內奏”的內容又不公開,是一種政治利用天皇的不當行為。

國民民主黨的玉木雄一郎代表也曾表示,“內奏內容采取了不對外披露的對策,是否是首相官邸的指示,必須弄清事情的經過和事實”,要求政府給出明確的說法。共產黨的谷田惠二國會對策委員長也指出,“在天皇更迭的階段,這樣的做法難道不是對天皇進行政治利用嗎?”

刻意“脫中國文化”的用心、用典與敗筆

雖然飽受反對黨的批評攻擊,但安倍首相對這次改元的政治效果應當是滿意甚至自負的。畢竟日本的這一次改元“令和”在日本近代以來的歷史上創下了五個第一,即:第一次完成了天皇“生前退位”方式的改元,第一次在新天皇即位前由現任天皇簽署政令公布新年號,第一次確定了出自日本古籍《萬葉集》的年號,第一次通過網絡現場直播和首相官邸官方賬號在推特等社交媒體上現場直播,第一次將年號的選取權交由內閣行政部門尤其是首相官邸掌握。所以,盡管參議院議長等人曾主張用“廣至”做新年號,但在安倍首相的堅持下,最終還是選用了“脫離中國典籍”的“令和”。

通過脫離中國文化的方式彰顯日本文化,歷來是日本保守政治勢力的夙愿。2019年2月下旬,在安倍首相與日本財界人士談論新年號時,兩次提及“日文典籍”,足以顯示他從日本古典作品中選取新年號、在文化上“去中國化”的決心之大。然而,不可改變的歷史事實卻是,不僅是年號紀年方式來自中國,在更早的歲月里日本還曾長期使用中國歷法,奉中國正朔也具有對中國王朝表示臣服的政治意義。

無獨有偶,以夏目漱石為代表,很多明治時期的作家也把明治年號看作是“時代的象征”。這些歷史事實恰恰為今天日本政治舞臺上急著要搞出“自己年號”的人們內心深處的情結做了文化心理意義上的注腳。

在所有新年號是否源自中國的分析、探討中,上海師范大學石立善教授發表在網上“經典古籍庫”里的《日本新年號和〈文選〉的關系》一文講得最為透徹。“‘令和寓意美好、吉祥而和平、和諧,取自日本最古的和歌集《萬葉集》卷五《梅花歌三十二首并序》……‘令和二字不是《萬葉集》所載和歌的內容,而是出自用漢文撰寫的序……這篇漢文《梅花歌序》從結構到措辭,都帶有漢唐文學的格調和意韻,顯然是飽讀中國典籍的文士所做,傳說作者是曾隨遣唐使入唐學習、生活三年之久的山上憶良(660—733年)……《梅花歌序》第二句‘初春令月,氣淑風和即日本政府公布的新年號‘令和之來源。關于此句的典據,江戶時代學者契沖(1640—1701年)早在17世紀末的《萬葉代匠記》中就指出了該句的兩個來源:一是東漢張衡《歸田賦》‘仲春令月,時和氣清,二是唐代杜審言的五言律詩《和晉陵陸丞早春游望》‘淑氣催黃鳥。”

可見,菅義偉官房長官或安倍首相關于“新年號出自日本典籍”的說法是有問題的。當然,不應以通曉學術研究,尤其是中國古典文獻研究這樣深奧的學術標準來要求今天的日本政治家。但反過來思考,僅吸納幾名社會名流和賢達的意見,而沒有足夠的時間聽取真正通曉古典文學的學者的意見,這種做法是否妥當,也值得反思。姑且不說這些社會賢達人士的職業分類選擇是否合理,單就一般邏輯講,一位安于艱深學術研究的飽學之士通常是不愿出任很多社會職務或拿其他大獎的。

所以,政治家只認頭銜、光環或社會影響力的深度偏見,導致政府犯下低級錯誤。而更為根本的原因在于,像日本這樣從蠻荒時期起就在大陸文明哺育下繁盛起來的國家,想要割裂其文明早期與母體的聯系,就如同切斷腹中胎兒的臍帶一樣,不僅可笑也十分荒事、可悲。

不消說,天皇的年號其根源直接或間接地來自中國古典文獻,就連天皇這個詞匯本身也脫不了與中國文化的干系。誠如東京大學著名的中國道教研究權威福永光司教授在《道教與日本文化》中指出的那樣,“天皇”一詞也來自中國。日本文化中存在大量“中國元素”本來就是不爭的事實,但這并不影響日本歷史文化的獨立性。相反,出于政治目的的“去中國化”,反倒因其去也去不干凈而顯得十分可笑。政治家出于政治目的的權力運作所導致的結果是:雖有良苦用心,卻有用典謬誤,在這種局面下若采取自欺欺人或者掩耳盜鈴的做法,恐怕只能招致敗筆的后果。

(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日本學刊》特稿,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如需轉載,請注明作者姓名及出處)

(2019-06-13 09:47:26)

【延伸閱讀】日本學者看中美關系與日本選擇

參考消息網6月30日報道 日本政策研究大學院大學校長田中明彥在日本《呼聲》月刊6月號發表文章稱,現在的美國與上世紀70年代以后為維持自由世界的秩序疲于施展霸權領導力的美國很相似,而現在的中國對美國來說與當時的蘇聯有部分相似,也與當時的日本有部分相似。在思考中美關系未來發展方向的時候,回顧上世紀70到80年代的美蘇、美日關系將大有裨益。文章編譯如下:

當前國際政治的最大課題無疑是中美關系。如果說,當下的中美關系意味著奉行不同意識形態的兩大強國在避免訴諸戰爭的同時持續在各領域對立的話,那么也許可用“冷戰”形容。但是正如我們不時提到的,當下的中美關系具有和當年的美蘇冷戰相當不同的特征,所以使用“冷戰”一詞并不妥當。的確,上世紀50年的美蘇之間幾乎沒有任何經濟交流,而眼下的中美互為最大貿易伙伴。曾經的美蘇之間,信息交流受到嚴重限制,而中美之間通過互聯網可以做到信息的實時往來。

但是即便如此我們仍然不能否認,當下的中美關系存在嚴重對立的理由。究竟這種對立是如何產生的?關系之所以變得“對立”,其背后又存在著什么樣的結構性因素?未來有可能如何發展?雖然看上去不夠直截了當,但是為了搞清這些問題,本文將嘗試回到二戰后的歷史相位中思考,這些結構性的特征究竟給各國的關系帶來了哪些影響。

先簡單表明筆者的見解,現在的美國與上世紀70年代以后為維持自由世界的秩序疲于施展霸權領導力的美國很相似,而現在的中國對美國來說與當時的蘇聯有部分相似,也與當時的日本有部分相似。所以在思考中美關系未來發展方向的時候,回顧上世紀70到80年代的美蘇、美日關系將大有裨益。

美式和平的戰后秩序

二戰結束后是一個美國的經濟實力和軍事實力碾壓全世界的時代,是所謂“美式和平”的時代,是經濟上稱之為“布雷頓森林體系”的時代。二戰后,美國為了重建國際經濟秩序,主導建立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和關貿總協定(GATT),通過迫使戰敗國德國和日本開放國內市場,基于固定匯率制向全球提供被稱為美元的國際流動性,實現了各地經濟的高速發展,帶領世界經濟進入“黃金時代”,成功完成了在二戰中化為焦土的西歐和日本的復興。

美國在向世界各地提供大規模援助的同時也進行了各種各樣的軍事干預。用東西冷戰概括這個時期,似乎留給世人一種兩大陣營地位對等、相持不下的印象,但事實上無論是海空軍力量還是技術實力抑或是經濟實力,美國領導的西方陣營無疑都是占據優勢地位的。對于冷戰時代的西方陣營來說,美國既是“銀行家”又是“警察官”。

但是,如果回到上世紀60年代中后期就會發現,隨著西歐和日本的經濟增長,美國的經濟實力與其他西方發達國家相比出現了相對下降。隨著盟國出口的增加,美國國內與盟國存在競爭關系的紡織業等行業開始衰落。如果僅限于經濟領域的話,世界可以說已經走向了“多極化”。

此外,正如越南戰爭所反映的,美國積極的軍事介入不僅推高了經濟成本,同時也造成大量人員傷亡,在國際社會造成了嚴重分歧。被認為是布雷頓森林體系基礎的美元與黃金掛鉤的固定匯率制在強化了西方國家對美出口競爭力的同時,也由于法國等國尋求以美元兌換黃金而不時陷入危機。

就在伴隨戰后秩序的成功所出現的矛盾即將到達臨界點時,尼克松政府上臺了。尼克松政府尋求有尊嚴地從越南撤軍,試圖對以往的戰略做出根本性調整。在處理亞洲問題時,美國在提出尼克松主義同時,還尋求改善對華關系。

此外,尼克松還宣布了新經濟政策,包括停止履行外國政府或中央銀行用美元向美國兌換黃金,對進口商品增收10%的進口附加稅等等。尼克松總統說,他想要結束“將美國的一只手綁在身后展開的競爭”。此后,國際金融體系開始轉向浮動匯率制。此外,1973年的第四次中東戰爭引發了“石油危機”。一直以來由美國的石油巨頭控制的國際原油市場受到嚴重沖擊。

在上世紀70年代初,美國開始覺得自己建立的國際秩序總是讓自己受挫,于是想要主動出擊破壞這一秩序。而且這一美國親手建立的秩序已經明顯遭遇到了挑戰。

美國壓倒性的優勢與過度介入

現在的世界有可能被視為后冷戰世界。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柏林墻倒塌,德國統一,蘇聯解體,幾乎沒人能預料到的事情接連發生。歷史學家艾瑞克·霍布斯鮑姆稱“短暫的20世紀結束了”,政治學者弗朗西斯·福山斷言“歷史已經終結”。

但是如果回望過去就會發現,這些觀點所描述的如此重大的事件眼下似乎并未發生。如果從軍事角度出發,由于一度被認為可以挑戰美國的蘇聯解體了,美國的軍事存在已經無人能夠撼動。正如查爾斯·克勞薩默在《單極世界》這篇文章中闡釋的,美國又一次獲得了與二戰剛剛結束時類似的優勢地位。

蘇聯解體后,克林頓政府的國家安全戰略關鍵詞是“Engagement”和“Enlargement”,指的就是積極支持西方秩序的建立。雖然上世紀80年代美國的經濟實力有所衰退,但在進入90年代后,以互聯網為基礎的信息技術開始拉動經濟增長,幾乎所有的技術創新和商業運用都源自美國。

在以日本為首的多個發達工業化國家的增長顯著放緩的背景下,只有美國取得了較快的增長。世貿組織成立的背景就是世界貿易規模的擴大。全球化也成為這個時代的關鍵詞。也就是說,上世紀90年代形成了經濟上的相互依存關系,具有和50年代以后的時代極為相似的結構特征。

與此同時,中國會不會在未來成長為超級大國的預測早在90年代初期就已經形成,但是美國仍然鼓勵美國企業對中國投資。此外,中國加入了多個國際性制度安排,也讓美國期待中國在采取行動時可能會更加重視國際協調。這就是針對中國的所謂“接觸政策”。

中國入世可以說是這種接觸政策的典型代表。中國在WTO這一前所未有的西方國際經濟秩序中成長為全球最大的貿易國家,取得了空前的經濟增長。全世界都在用中國貨,而其中購買最多的正是開放的美國市場。中國享受到了類似于日本在戰后秩序下獲得的優惠待遇。

誠然,從當時的情況看,沒有人認為中國的經濟增長會在未來對美國構成軍事上的威脅,也沒有令美國主動改變自己的接觸政策。不斷涌現出世界性技術創新的美國根本沒有想過自己會被中國趕超。對當時的美國來說,真正的威脅來自于國際恐怖主義而非中國。2001年9·11襲擊發生后,美國的安全關切基本上全部轉移到了剿滅以基地組織為代表的恐怖組織上來。

美國壓倒性的優勢地位和推行西方制度的熱情,以及對恐怖主義的恐懼三者相結合,催生了“新保守主義”理論。但是,美國在伊拉克的統治水平相當拙劣,反倒促使恐怖主義從伊拉克擴展到整個中東。

由于出兵伊拉克,導致美國沒能全力以赴實現阿富汗的秩序重建,以至于阿富汗的局勢也沒能好轉。這就好像上世紀60年代深陷越戰泥潭的一幕在21世紀的重演。主張從伊拉克和阿富汗撤軍的奧巴馬政府于是扮演了和當年尼克松政府一樣的角色。

如果從這種視角觀察便會發現,冷戰后的時代在相當程度上與二戰后的時代相似。在以壓倒性的軍事實力和最先進的技術實力支撐起來的經濟優勢的背景下,這個時代仍然可以說是美國霸權的時代。而且握有這種霸權的自我認知催生了對于最大威脅的過度反應。這種過度介入導致美國社會走上了慎于開展積極外交的道路。

來自蘇聯的軍事挑戰和來自日本的經濟挑戰

在一個以美國為主的秩序出現動搖、美國自己采取了破壞秩序的行動的時代,究竟發生了什么?上世紀70年代的美國外交出現了相當程度的震動。1973年在巴黎簽訂的《關于在越南結束戰爭、恢復和平的協議》確定美國從越南撤軍。對于1975年越南的統一,美國什么都沒有做。雖然強烈意識到需要緩和緊張態勢,但美國國內對此的反對聲浪還是日漸高漲。1976年當選總統的卡特曾經在競選時承諾要從朝鮮半島撤軍。結果由于國防部和其他勢力的反對未能實現,其消極態度十分明顯。在伊朗伊斯蘭革命期間,美國在駐伊朗大使館被占領后,在救援行動中遭遇慘敗,給眾多美國人留下了屈辱的記憶。

美國在采取對外行動上搖擺不定的這一時期也促使其他國家對于蘇聯軍事實力擴張帶來的威脅意識快速上升。雖然在戰略核武器方面美蘇達到了相互保證毀滅的水平,但蘇聯的戰略核導彈研發引發了對該國是否已經具備第一次打擊能力的強烈擔憂。甚至到了蘇聯開始在歐洲部署SS-20中程導彈的時候美國也沒有采取措施,從而引發了盟國對于美國的延伸威懾是否已經不足為信的強烈擔憂。

此外,蘇聯還向美方陣營的很多國家提供援助。其中1979年蘇聯出兵阿富汗具有決定性作用。

面對蘇聯的行動,里根政府表現出了必須堅決對抗的態度。也就是說在軍事層面開始出現從動搖到逐步提高對威脅的認識再到對挑戰予以堅決打壓的轉變。

如果從經濟層面考慮,蘇聯并非威脅。文章指出,真正在經濟層面對霸主美國構成威脅的是日本。日本是在二戰后建立起來的貿易秩序下受益最大的國家,并一躍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美國批評日本實施了“不公正”的貿易,將本國市場封閉起來,卻讓日本貨向洪水一樣涌進美國市場。

有觀點認為,日本的資本主義本質上就是與美國的資本主義相異的體系,其結構決定了只要開展自由競爭,受益的就只有日本。

里根政府為了在軍事上對抗蘇聯的威脅,也在歐洲部署了中程核導彈,同時宣布實施星球大戰計劃,增強對蘇聯的軍事壓力。另一方面,在經濟層面與日本開展多領域的貿易談判,除了要求日本在對美出口上自我設限外,還為了迫使日本開放市場,通過設置數值目標等方式持續施壓。結果,美國在原本被視為霸權衰退期的這一時期擺出了不允許其他勢力挑戰自己的姿態。

處于長期持續的新冷戰背景下

從2016年選戰開始,特朗普提出的很多主張都偏離了美國一直以來的外交路線。他動輒批評盟國,即便在就職演說中也充斥著只有美國單方面吃虧的言論。而且直到今天與西歐盟國的關系還是磕磕絆絆。

但是,無論是總統本人的言行,還是對美國社會內部的各種表態和美國實際實施的政策進行研究的話便會發現,至少在對華政策上體現出了明確的方向性。在后冷戰秩序出現動搖的背景下,中國已經成為美國需要面對的最大課題這件事變得明確無疑,這就是現階段美國對于國際形勢的認知。

當然,人們無法預測這樣事態究竟會以什么樣的方式收場。但是對美國來說,眼下的局面要比上世紀80年代還要困難。因為曾經的蘇聯不具備日本的產業競爭力,而日本原本就是美國的盟國,在安全領域依賴美國。今天的中國擁有獨立的軍事能力,而且正在取得直追世界一流水平的產業競爭力。果真如此的話,我們或許不得不認識到中美博弈將會持續很長時間。

在這一背景下,日本原本清晰的處境也將變得更加艱難。如果中國繼續謀求頂尖的產業競爭力,并借此繼續增強在太空、網絡空間、電磁空間的軍事實力,那么也將給日本帶來需要面對的議題。日本如何在安全和技術領域維系與盟國合作關系的同時,找到與最大的貿易伙伴中國之間能夠建立起積極關系的領域?這將是日本外交面臨的課題,也是難點所在。

(2019-06-30 21:37:01)

【延伸閱讀】區建英:丸山真男思想史學的軌跡

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日本學刊》供參考消息網特稿。

原標題《丸山真男思想史學的軌跡》,原文刊載于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日本學刊》2019年第3期(全文約2.8萬字)。

【作者】區建英,日本新潟國際信息大學教授、慶應義塾福澤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員

參考消息網6月24日報道 丸山真男(1914—1996)被認為戰后日本最有代表性的知識分子。作為政治學者,其學問被稱為“丸山政治學”,作為思想史學家,其學問被稱為“丸山思想史學”。

思想史學的開創

丸山真男的學問和思想貫穿著兩個主題,一個是對近現代的批判,另一個是批判負面的傳統和謀求創出真正的傳統。第一個主題早在他學問生涯之初就已開始,當時法西斯已在歐洲稱霸,1936年丸山在東京帝國大學法學部上三年級時寫了論文《政治學中的國家概念》,考察近代市民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從“個人主義國家觀”向“法西斯主義國家觀”演化的過程。他并沒有把前者與后者割裂開來,反而認為后者正是從前者中孕育出來的。他認為近代市民社會是以私有財產和分工為特質的、自由競爭的商品生產社會,是通過個人的契約而構成的體系,這個體系從封建社會的崩潰中誕生出來時,產生了自由、平等、法律至上等理念。但隨著自由競爭轉為壟斷并走向帝國主義,市民階層與國家權力迅速接近,與強權主義和對外膨脹相互共鳴,現代的法西斯主義國家觀就是近代走到這個頹廢階段的思想意識。在這個頹廢階段,市民階層逐漸背離近代產生的自由、平等、正義理念,但這些近代的理念并沒有死滅,只是在現實中難以形成勢力。

在當時世界的反近代思潮中,日本出現了“近代超克論”,認為近代自由主義等各種理念已經過時,應追隨現代的法西斯全體主義,日本的“國體”意識形態支撐著這種思潮。

對此,丸山認為“近代超克論”正是他所批判的那個近代走向頹廢階段的產物,但同時看到敢于抵抗法西斯主義的少數知識分子正是以近代的自由、民主、和平、正義等理念為精神支柱的,所以他把頹廢的現實與近代的理念區別開來,重新評價“作為理念的近代”,通過擁護近代理念,抵制走向法西斯主義的現實。“近代超克論”把日本自身的問題歸罪于近代,同時還鼓吹一種跟近代無緣的“東洋精神”。所以丸山試圖打破日本的“近代無緣論”,并且闡明近代并不是西洋獨有的,德川時代的日本思想內部也有產生近代萌芽的可能性。在這種背景下,丸山寫了兩篇徂徠學(即荻生徂徠的儒學)研究論文,第一篇是《日本近世儒學發展中徂徠學的特質及其同國學的關系》(1940年),第二篇是《日本近世政治思想中的“自然”與“制作”——作為制度觀的對立》(1941年)。兩篇論文都是通過詮釋徂徠學,從日本內部尋求近代思維產生的萌芽。這就是丸山思想史學在開創期的主要成果。

雖然德川時代的日本社會非常缺乏近代因素,但丸山著眼于德川政權意識形態的內部運動,通過考察朱子學的自我解體過程來追尋日本近代意識的萌芽。在德川時代的儒學中,荻生徂徠是對朱子學進行解構的典型,丸山便把徂徠學看作是朱子學體系走向崩潰的象征。他對徂徠學的詮釋可歸納為以下論點。第一,指出德川初期的朱子學用自然法(天理)與人倫道德貫通的思想體系把德川體制固定為不可改變的自然秩序。但隨著日本社會的發展,所謂自然秩序失去了平衡。于是徂徠為了鞏固德川體制對朱子學進行改造,把屬于同一法理的自然法與社會秩序分離開來,使現實的封建制度失去了自然法的永久保障,可以人為改變。同時,徂徠還把一脈貫通的倫理與政治也分離開來,一方面使“圣人之道”完全政治化,政治脫離了天理的束縛;另一方面又使道德修養完全變成私人的事情,開拓了倫理自由的可能性,這一點被國學所繼承,并產生了方向逆轉。第二,他闡述了徂徠把在朱子學中來源于天理的“圣人之道”轉換成由圣人“制作”的“道”,指出其意義在于把人工的“制作”奠定為形成秩序的基礎,開拓了人的主體性的立場。丸山認為這是日本的近代思維的萌芽。

丸山在此描述了一個朱子學與近代思維完全對立的圖式,以及日本在近代化方面比東亞鄰國先進的形象。對這些問題他在戰后通過各種形式作了反省,主要有如下幾點:第一,承認自己受了“亞洲停滯論”的影響,描述了一個與“停滯”的近代中國相對照的、雖落后但并不停滯的日本。第二,無視了日本儒學與東亞各國儒學的相異,沒有把日本朱子學中的“日本特征”考慮進去。第三,承認自己套用了進化論的公式,預設了德川時代朱子學作為體制意識形態從普及到走向崩潰的過程,沒能正確反映歷史事實。第四,受歷史主義的發展立場束縛,沒能超越地評價朱子學作為普遍理念規范的價值。

對傳統的重要性的認識和“古層”論

1945年日本戰敗,以天皇為絕對權威的“國體”價值觀全面崩潰,日本國民的思想陷入價值觀迷失的狀況。丸山認為這是日本重新謀求精神革命的好機會。面對占領軍主導的改革,丸山最關心的問題是如何把“被給予的自由”轉化為國民“內在的自由”。在戰后的十多年里,他在思想方面引導戰后改革,著力于解剖日本民族主義的病理,同時分析現代“大眾社會”的問題,主要體現在《現代政治的思想與行動》《政治的世界》等著作中。但到了“戰后期”結束的20世紀50年代中期,丸山開始對戰后改革感到失望。在思想領域,人們對導致三四十年代戰爭悲劇的思想病理不再過問;在民眾的層面,社會所需要的人民的自主性和道德水平總不見提高,大眾文化趨于低俗和頹廢,不斷吞噬規范意識。他從日本的近代追溯其原因,認為日本近代國家只是靠天皇制把民眾統合起來,國民沒有通過思想的陶冶而獲得普遍的規范意識。

無論從丸山的思想史研究還是親身經歷來看,戰后改革的挫折所呈露的日本民主精神的脆弱性,其實自明治以來已反復出現。他反思戰前集體“轉向”法西斯的問題時,尤其關注面對雪崩似的“轉向”能屹立不動、勇于抵抗的少數人的精神。他認為人格內面需要有一種“看不見的權威”,這正是日本缺乏的,因此痛感日本缺乏真正的“傳統”。

丸山的視線轉向對“傳統”問題的關心,與竹內好的影響也有重要關系。20世紀50年代初日本已出現討論傳統的思潮,但竹內指出日本人沒有認識到自己本來就缺乏思想傳統。竹內把中國和日本分成兩種類型,他說:中國型的特征是,“對過去傳統的否定,在每個階段都產生出傳統的復蘇,帶來了生命力的新發展”。那里貫穿著對傳統的批判與繼承的辯證關系。與之相對照,日本文化是缺乏主體性的。比如,“新”就是日本人的價值標準,“新”等于“正確”,要不斷追求“新”的,如果“新”的變成了“舊”的,就得換成別的“新”的。那是不斷追趕先進者的“優等生”文化,近代以來日本就對西洋抱有劣等感,要做模仿和追趕西洋的“優等生”。集體“轉向”就是日本這種特殊性格的產物,而且每次“轉向”都沒有經過抵抗和反省的思想交鋒來做媒介。通過閱讀竹內好的中日近代比較論,丸山不僅對中國有了新的理解,而且對傳統的重要性有了痛切的認識。自50年代中期開始,丸山就嘗試導入超越歷史階段的視點來把握長期持續的日本的思維方法。他的日本政治思想史講義從1956年度起就修改了構思,把過去從江戶時代講起,改為追溯到古代。

丸山通過追溯至古代的長期歷史視野來考察日本傳統的病理,由此發現問題的關鍵在于日本接受外來文化時的思想受容和變容的方式。1956年度講義從思維方式的類型化入手,通過與基督教、中國思想的比較,抽象出日本的“原始神道”思維方式,1957年度講義進而考察“開國”和“文化接觸”問題,其間還撰寫了《日本的思想》和《開國》等論文,這些研究給縱向的思想史導入了橫向的“文化接觸”視野。丸山指出,日本自身缺乏作為“坐標軸”的一貫原理,卻對外來思想具有強大的同化力,同化是通過氣氛和情緒來進行的,往往甩掉規范性的契機,使外來思想的原理性被瓦解。他認為這是一種貫穿于日本古今、反復影響著“文化接觸”的日本特性,無論對儒教、佛教還是對各類西方思想都產生了同樣的瓦解作用。為了解剖導致這種作用的思維方式,他琢磨出了“原型”這個概念,用以表述這種負面的思維方式,后來將之改稱為“古層”和“執拗低音”。

丸山在解剖“古層”的問題時,一開始就把“古層”與普遍價值定立在對抗軸上。在1963年度的日本政治思想史講義中,他設了“普遍者的覺悟”一章,“原型”(“古層”)概念就是在與“普遍者的覺悟”相對立的圖式中使用的。1964年到1967年度的系列講義就是一部以“原型”為核心概念的問題史。在此丸山描述的是這樣一種過程,日本曾出現過否定“原型”的“普遍者的覺悟”,但由于日本社會的封閉性重新強化,結果把“普遍者的覺悟”壓制下去了。在那里,“原型”是阻礙“普遍者的覺悟”的契機,“普遍者的覺悟”則是對“原型”進行突破的契機。不過在日本歷史上,那些“普遍者的覺悟”大多都被“古層”消滅掉了,因此他認識到更大的危機是,如果不克服阻礙普遍價值在日本扎根的負面契機,那么即便出現能把普遍規范內在化的創造性思想,也還會繼續被消滅。所以丸山著力于解剖“古層”的病理,但同時也注重發掘被“古層”壓制和消滅的“普遍者的覺悟”。

(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日本學刊》特稿,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如需轉載,請注明作者姓名及出處)

(2019-06-24 16:48:34)

【延伸閱讀】日自衛隊原統合幕僚長:應創建“令和時代的自衛隊”

參考消息網6月30日報道 日本《呼聲》月刊6月號刊登日本自衛隊原統合幕僚長折木良一的文章稱,為了應對復雜問題和保障日本安全,日本必須制定明確的國家中長期戰略,創建“令和時代的自衛隊”。文章編譯如下:

安全保障環境和自衛隊作用的變化

日本自衛隊的前身警察預備隊創建于1950年,正是朝鮮戰爭爆發的年份。約70年來,日本所處的政治局面和安全保障環境等不斷發生變化,自衛隊的作用也在發生變化。特別是,1989年冷戰結束,帶來巨大轉機。這也正是日本元號由“昭和”向“平成”轉變的時代。

冷戰時代是“國家對國家”的對立時代。日本以日美同盟為基礎,一直針對蘇聯為突發情況做準備。到了后冷戰時代,1990年伊拉克進攻科威特,1991年以美軍為主力的多國部隊發動海灣戰爭。

2001年,美國發生“9·11”恐怖襲擊事件,阿富汗戰爭爆發,反恐戰爭開始。2003年,伊拉克戰爭爆發。自此以后,各國軍隊作用發生了變化,包括繼續反恐斗爭,參與聯合國維和行動(PKO)支持其他國家重建以及為國際和平做貢獻等。

盡管日本國內也有大規模討論,但自衛隊的作用也迎來了巨大轉折。1991年,日本政府派遣海上自衛隊掃雷艇部隊前往波斯灣,1992年陸上自衛隊參與柬埔寨PKO。以此為契機,日本自衛隊開始在海外活動,在日本國內的任務也日益多樣化,比如發生大規模自然災害時進行救援。日本進入自衛隊保持平時持續運作的時代。

再次進入“國家對國家”的大國競爭時代

然而,在歐洲、中東特別是東亞,自2010年前后開始,安全保障環境開始以看得見的形式發生巨大變化。冷戰時期,美國與蘇聯政治、經濟體制以及意識形態不同,以兩個超級大國為中心,兩大陣營對立,這是以壓倒性軍事力量為背景的“國家對國家”的對立。

在后冷戰時期,以美國一極為中心,以“國家對非國家”的恐怖戰爭為主體。現在的安保環境與兩者均不相同。隨著全球化發展,傳統霸權國家美國與急速崛起的中國相互依存關系深化,在這一條件下,雙方在政治、外交、軍事、經濟和文化等領域綜合開展“國家對國家”的競爭。

中國的崛起與國家戰略

中國GDP2010年趕超日本,2017年是日本的約2.5倍,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日本防衛研究所在今年年初發表的《中國安全戰略報告2019》中聲稱,中國政府追求以世界第二大經濟規模為基礎,推進經濟發展的同時,在建立地區和國際秩序方面發揮主導作用。

從軍事戰略看,中國提出了到本世紀中葉把人民軍隊全面建成世界一流軍隊的目標,認為要加快軍事智能化發展,提高基于網絡信息體系的聯合作戰能力、全域作戰能力。今年3月,中國公布的2019年軍費預算額約為20萬億日元(1日元約合0.06元人民幣——本網注)。中國在強化核導戰力和海上航空戰力的同時,進一步強化在太空、網絡和電磁波領域的戰力。

美國的危機意識和戰略調整

美國的戰略也開始發生變化,將崛起的中國和俄羅斯視為在政治、軍事、經濟領域挑戰美國世界霸權的“戰略威脅”。2017年12月公布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指出,要重新審視過去二十年以與中俄的信賴關系為前提的政策。

2018年1月美國政府發布的《國防戰略報告》對中俄進行了點名,強調增強美軍力量等是當務之急。美國安全保障的最優先事項不是反恐而是大國競爭,與中國和俄羅斯的長期“戰略競爭”成為美國國防部最優先重視的問題。

美國還發布《核態勢評估報告》(NPR),宣布成立太空軍,并通過國防授權法案。美國制定的軍事預算約為7160億美元,是中國公布的軍費預算額的約4倍。

俄羅斯謀求成為“有影響力的大國”

俄羅斯總統普京曾表示,蘇聯解體是20世紀最大的地緣政治悲劇。他提出建立“強大的國家”和“有影響力的大國”,謀求恢復往日榮光。俄羅斯與中國在多領域進行合作。俄羅斯期待在亞太地區提高存在感,從這一時期開始明顯“向東轉”。俄羅斯的目標是,與中國聯合,使世界由單極向多極轉變,提高俄羅斯的存在感。普京在去年的年度國情咨文演講中強調強化軍事力量,發展戰略核戰力,推進裝備現代化,開發新型武器,對抗美國在國內外部署的導彈防御系統。

俄羅斯與日本進行領土問題談判的同時,在擇捉島部署新型“蘇-35”戰斗機等。在遠東地區,俄羅斯的軍事活動也日益頻繁。

日本戰略價值的增大和自衛隊的應對

在這樣的安全保障環境下,日本的戰略價值日益增大。日本意識到這一點并作出應對。

包括宮古海峽在內的西南諸島具有很大價值,日本自衛隊數年來已強化西南諸島的防衛力量。2016年,日本在距離臺灣約100公里的日本最西端的與那國島部署了沿岸監視部隊。3月,日本分別在奄美大島、宮古島部署新的警備部隊和導彈部隊,并已開始在石垣島建設新駐地。海空自衛隊在南海和東海進行警戒監視,緊急出動飛機,形成所謂“動態遏制力”,再加上陸上自衛隊在西南諸島部署力量,形成所謂“靜態遏制力”。在九州,日本新成立了水陸機動團。

日本的地緣政治戰略價值對于美國而言也很重要。正如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和《國防戰略報告》所顯示的那樣,美國將與中國和俄羅斯在中長期的戰略競爭視為最優先事項,日本在美國戰略上具有更大的意義。

軍事力量本質變了嗎

隨著全球化的發展,相互依賴性日益增強,安全保障的概念具有更廣更深的意義,不僅局限于軍事領域,還包括政治外交和經濟科技領域。

在這種背景下,軍事力量的概念也似乎發生了變化。曾經,領土才是國力源泉,為爭奪領土,“保護本國領土、獨立以及國民生命和財產免受他國軍事威脅”是目標,其中心手段是軍事力量。在現代,當然,這個目標對于軍隊而言是最重要的。

另一方面,國家間的傳統戰爭形態也在發生變化。大國之間的“絕對戰爭”,即在做好周到的戰爭準備的前提下進行消耗戰的可能性降低。盡管如此,人們也無法完全否定發生軍事沖突和升級為戰爭的可能性。冷戰結束后,伊拉克1990年進攻科威特也令人記憶猶新。在考慮安全保障問題之際,必須要設想最壞情況。限定使用軍事力量也是其中一個作用。

隨著時代變遷,軍事力量的作用也逐漸發生了變化,但其本質沒有改變。

面向新國際秩序的動向和日本的安全保障

包括較近的未來在內,國家間的相互依賴關系進一步擴大和加深,另一方面,力量平衡的變化也日益加快和復雜化,與現有秩序相關的不確定性當前將繼續存在。

在國際秩序變化的背景下,不僅在軍事領域,在政治、外交、經濟和尖端技術等領域,有關國家之間關系錯綜復雜。為了應對復雜問題,日本必須制定明確的國家中長期戰略,也需要具備應對事態的強大統治能力。(編譯/馬曉云)

(2019-06-30 21:37:01)

【延伸閱讀】日學者分析:日本在中東新秩序中何去何從?

參考消息網6月23日報道 日本東京大學尖端科學技術研究中心教授池內惠近日在日本《呼聲》月刊6月號上發表文章稱,對日本來說,中東仍然是不可或缺的能源來源,日本必須厘清該地區多樣且性質各異的主體之間錯綜復雜的關系和變幻莫測的均勢,看準自己的位置隨機應變。文章編譯如下:

中東各國的百年“現代化”

當人們觀察當下的中東局勢時,或許可以沿著三條時間線進行。

第一條時間線可以追溯到一百多年以前。在以1916年英法簽署的《賽克斯—皮科協定》為代表的現代國際秩序建立的同時,西亞北非地區以民族國家、主權國家為單位開啟的重組進程持續了整個20世紀的上半葉,由此誕生了人們今天所知的“中東”。

隨著奧斯曼帝國和俄羅斯帝國的解體,從中東、北非到中亞一線強行組建起的眾多民族國家如今紛紛呈現出衰落態勢。這些虛弱的中東國家內部產生了宗派、部族,以及由那些沒能在現代化過程中建立起民族國家的民族意識所聚攏起來的非國家主體紛紛崛起并相互爭斗。

中東地區擁有悠久的歷史和燦爛的文明,但中東各國的“現代化”事實上只有區區百年歷史。對這種現代化的不充分進行重新探討,或者干脆說是徹底清算正在當地以激進的方式展開。

“反恐戰爭”的時代

第二個時間線是2001年“9·11”襲擊后至今的18年“反恐戰爭”時期。“9·11”事件留給世人最深刻的印象就是對美國主導的后冷戰世界秩序的最有力挑戰。美國對此反應強烈,將與之對決置于外交安全政策的核心位置,并在全球范圍內大規模鋪開。

日本的外交和安全政策也是在不得不參與美國政策的過程中形成的。這么做的意義在于,如果對冷戰后作為唯一的超級大國美國發起的“反恐戰爭”無動于衷,那么日本即使作為美國的盟國也將不可能被納入其外交和安全戰略,這種選擇不應當被批評為“對美從屬”。無需多言,美國的“反恐戰爭”帶給了中東、北非甚至是相鄰的南亞和東非最為直接的影響。2001年以后的中東既是挑戰世界秩序的震源地,也是美國主導的“反恐戰爭”的主要打擊對象,也因為這個原因獲得了高度關注,吸引了大量政治和外交“資源”源源不斷流入該地區。

但是美國的民意卻是盡快了結“反恐戰爭”,無論是奧巴馬當選還是特朗普當選的時候,這一點表現得都很明確。對占領伊拉克和敘利亞領土的“伊斯蘭國”的討伐并不意味著能夠終結恐怖主義活動,雖然“反恐戰爭”并未在實質上結束,但是美國國內對于長期且大規模介入中東沖突的支持已經到了很難再繼續的階段。

“反恐戰爭”被作為美國外交和安全政策的主要議題確實給中東帶來了諸如伊拉克戰爭這種災禍,但這也是一個罕見的時代:中東政策被作為唯一的超級大國美國的外交和安全政策的最優先課題,中東地區被給予最高關注度,那些如美國所愿對其給予配合的勢力得到相當離譜的豐厚援助,親美政府更是受到超規格關照。但是,這樣的時光就要到頭了。

一直以來,不管結果好壞,美國對中東只管大舉投入資金和人力,但在即將迎來“后反恐戰爭”時代的今天,這些投入都將減少。在這樣的背景下,誰將填補實力真空、主導地區局勢的發展?又能否給本地區帶來穩定與和平?

2011年動蕩的前前后后

第三個時間線是2011年中東動蕩以來的這八年。如果要問中東的“今天”始于何時,恐怕所有人都會眾口一詞地說2011年。在此前后,中東的政治和社會前提發生了巨大變化。無論人們是否喜歡,中東的域內和國際局勢都是基于此后條件展開的。提前把握好這些條件,對于觀察和參與當下的中東事務來說不可或缺。

2011年前后究竟發生了什么決定性變化?人們可以從中東各國的國內政治和國際政治兩方面加以觀察。國內政治方面,雖然在2011年就被熱烈討論過,但在今天仍然值得再次確認,那就是媒體技術的變化和普及所帶來的信息空間的變化。

中東各國的國內政治在2011年之前可以概括為“停滯且穩定”(除去被美國動用武力推翻政權的伊拉克)。隨著政治活動的升溫,阿拉伯國家的社會裂痕在變得愈發明顯。這種矛盾因為選舉變得尖銳和固化,導致陷入兩難境地或爆發沖突的情況越來越多。陷入內戰的利比亞、也門、敘利亞、伊拉克等國是宗派、部族、民族矛盾引發社會分裂的典型代表。而進行了選舉嘗試的埃及等國也在這一過程中出現了政治分裂與明顯的極化。

在任何一種情況下,對立雙方最終的結局多是一方倒向軍隊,一方倒向宗教。在由強烈的個人主張、血緣、部族分割的中東社會,有望帶來某種秩序的軍隊成為一極。另一方面,由人們的信仰、期望、強烈的倫理觀念和目的性支撐起來的,且能夠實施有組織地動員的宗教理念成為另一極。雙方由于意識形態和階層差異難以相互包容,持續爭斗。這不僅是阿拉伯國家國內政治斗爭的主要對立結構,也是中東地區國際政治中劃分主要陣營的要素。

由此分析,卡塔爾和土耳其兩國與沙特和阿聯酋兩國之間的對立才是中東政治的主線。

中東國際秩序的重建

2011年動蕩不僅誘發了阿拉伯各國國內政治的波動,也正波及中東的國際秩序和圍繞中東的國際政治格局。首先,中東國家出現了“有國家的國家”和“沒有國家的國家”的兩極分化。一邊是中央政府的統治無法顧及領土內部各個角落,領土范圍內非國家主體坐大,比如也門、利比亞、敘利亞、伊拉克等國,另一邊是維持了國家的完整和穩定,尚有余力介入周邊事務的地區性大國或強國,比如伊朗、土耳其、以色列、沙特、阿聯酋和卡塔爾。

域外超級大國和大國對于中東事務的參與熱情及其相互關系也正在發生快速的變化。美國的存在感下降,或者說對其今后參與度下降的預測和對于發生戲劇性變化的不安,不論是親美還是反美陣營,都與尋求俄羅斯介入中東事務的動向有關。不僅是一直受到俄羅斯支持的敘利亞總統阿薩德,就連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埃及總統塞西、沙特王儲穆罕默德這些中東主要國家的首腦都頻繁前往俄羅斯“朝拜普京”,研究或者已經決定引進俄羅斯的S400導彈防御系統和蘇35戰機等先進裝備,瓦解美國在中東的霸權地位。

當前的中東政治正隨著崛起中的多個地區大國或強國、域外大國各自推出的倡議和其相互之間平衡關系的變化而展開。崛起中的主要大國指的是伊朗、土耳其和以色列。問題在于阿拉伯國家中還找不到能夠與之抗衡的角色。曾經的地區大國埃及已經不復往日風采,大規模游行導致的政權垮臺使其喪失了在中東地區的政治領導力。塞西政府眼下為了維持該國非洲部分的穩定而刻意與中東亂局保持距離的做法具有合理性,但從實現中東穩定的角度出發,這并不是一個好兆頭。

伊拉克自薩達姆政權倒臺后,或者說從海灣戰爭以來就已經喪失了地區大國的地位。特朗普政府的政策是將沙特置于中東國際政治的中樞,但是沙特是否具備地區大國的實力,又能否在與伊朗、土耳其、以色列的交往中保持勢均力敵,這些都不確定。

從阿拉伯世界的視角出發,沙特作為中東地區大國為了抗衡伊朗和土耳其的崛起仍然需要得到埃及的協助。但是事情進行的似乎并不如預想中順利。隨著王位從薩勒曼國王過渡到穆罕默德王儲,沙特正在迎來建國以來的重大轉折。沙特新一代的王子們不僅要維持以資源支撐的繁榮,或許還將打造一個政治軍事大國。沙特內政上的激變與中東地區國際政治領域的激變同時發生將是一個重大的安全隱患。

為了進一步參與中東事務,日本必須厘清如此多樣且性質各異的主體之間錯綜復雜的關系和變幻莫測的均勢,看準自己的位置隨機應變。日本幾乎沒有一項制度能夠確保長期且有組織地培養具備這種能力的人才。美國降低了介入中東事務的意愿,但對日本來說,中東仍然是不可或缺的能源來源。建立起獨立的中東人才培養制度已成當務之急。

(2019-06-23 21:3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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